朱光亚：主持中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

又是一年春草绿。
　　京城黄寺的寓所门前，草坪已经返青，玉兰树含苞待放。附近的人们每当从这里经过，仍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熟悉的身影。
　　朱光亚，斯人虽已远去，身后却浩气长存。
　　“两弹”功勋
　　1942年夏，18岁的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校歌的激励下，朱光亚开始了他为民族复兴而学习、研究的征程。在这里，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教授，并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天赋才华。
　　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朱光亚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途中，朱光亚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并牵头起草了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归国后，朱光亚相继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后来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大批人才。
　　1955年，为了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
　　在赴美学习实验核物理整整9年后，朱光亚终于拥有了为新中国核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面对技术研究从零起步的困境，他领导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了国内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组织整理参考资料，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的研究与实验，构建完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技术体系……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他的一生忠心报国，始终把科学技术和振兴中华密切结合起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说，“从美国回国后，他按照国家的需求，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始终为国家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战略科学家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严谨。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
　　他的老秘书张若愚至今难忘——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说，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他的衣物和日用品也像文件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父亲做事严谨，但并非只关注细节，他会用战略的眼光考虑每件事的可实行性，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
　　早在1964年，朱光亚就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刻苦攻关，到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朱光亚毕生把富国强军作为不懈追求。他曾对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说，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不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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