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谭暑生出版专著《从狭义相对论到标准时空论》

课题的物理学家中也几乎没有人知晓这个事实。”
　　
　　我要特别感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我和我的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支持。早在1984年春节，他看了我的论文就予以高度评价；元宵节，他来信表示：“标准时空论成立。”要我改写引言，说明这是“完整理论之一部分，有其适应的范围，而在其适应范围内，它又是很精确的。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是我们比外国人的高明之处。”从那时开始，十多年间，他先后亲自给我写了三十多封信，先后三次单独接见我，给我提出建议，推荐我的论文发表。他对我们“致力于理论工作表示敬意”，并多次给我们以鼓励：“中国的事总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明年一定会比今年好!”“请相信日子会好起来!”他多次向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和政委提出建议，要学校支持我的工作。他的关怀和支持是我能够二十年磨一剑的最重要的外部支撑条件。
　　
　　笔者：您认为多年来您在科研领域不懈的追求取决于您哪些方面的性格特质呢？
　　
　　谭暑生：也许有人会为放弃或超越狭义相对论而不安，认为质疑相对论，研究超光速运动，是严肃的科学家不宜探讨的课题。我本人之所以敢于发展爱因斯坦，创立新理论，也许与我的某些特点有关。我是过去称之为“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的那样一种人：来自农村，生活在城市；既熟悉数学物理学和激光技术，又熟悉社会科学。这些都给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不是那种走路看书还会碰上电线杆的知识分子。作为文职军人，我感谢国家给了我很好的生活待遇和科研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不必仅仅靠追求几篇论文、几次奖赏来搏得名誉和生活的来源。我崇敬一生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麦克斯韦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现在几乎人人、几乎天天都得益于他的电磁理论和电磁波的发现。我努力地追求，目标始终如一，期待着对科学作出贡献，并且最终获得社会的承认。
　　
　　人做一个工作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那么他将注定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并充满了使命感，那么这个工作也注定成为了一份神圣的工作，做工作的人也势必令世人所景仰。不管谭署生教授对标准时空理论的研究结果如何，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勇于探索科学的创新精神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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