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物理教育

一、东北沦陷区的物理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成立傀儡满洲国，使我国广大的东北地区惨遭沦陷。高等学校均被取缔，青年学生受到的是奴化教育。日伪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生强行灌输忠于日本天皇和日满亲善的奴化思想，1937年5月，伪满公布《新学制》，学校体系虽仍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级，但中等教育减少两年，高等教育减少1年，整个学程比七七事变前减少3年。普通中学完全是属于实业性质，取消系统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自然科学则代之以实际操作和训练，以培养普通技工，为其经济掠夺服务。“国语”改为“满语”，外语教授日语，企图体现伪满文化的发展要以“大和民族”文化为主的精神，高等学校则数量既少，学制又短，水平又低，名义上为专科，实际上仅相当于原来的中学水平，而且不开理科课程，主要是培养为日伪统治服务的汉奸干部和文职人员，后来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强迫学生拥护“大东亚圣战”，强化军事教育，减少学习课时，缩短年限，提前毕业。在长达十四五年的奴化教育期间，东北沦陷区的教育损失极为惨重。青年一代，既没有受到文化教育，更没有学到物理知识，只是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稍有一些知识的，都投奔它乡，到处流浪。
　　
　　二、华北华东高校的内迁
　　
　　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的军事侵略，采取顽固的不抵抗政策，对全国人民一致的抗日要求，置之不顾，使日本的野心扩大到没有止境，妄想吞灭整个中国。1937年7月7日先在华北，继而8月13日在上海，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中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抗战，给予敌人以应有的打击。不久，战区扩大，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殆尽。经过惨澹经营，规模初具的物理教育，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首先是平（京）津地区，接着是华东地区，处于战争前线，而华北、华东，又正是我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高等学校的数量又最多。由于战火漫延，师生不甘心于坐视学校的宝贵财富被敌人侵占，决定迁地办学。早在七七事变前华北局势紧张时，北方的几所大学都有所准备。清华大学首先将一部分图书仪器南运至长沙，由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主持这项工作。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相继南迁。1937年10月，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一学期后因战区进一步扩大，再向西南迁移，到达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期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培养人才的中心。此后，南开就成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至1946年抗战胜利，三校分别迁回原址复课。这次在抗战八年间，学校搬迁，长途跋涉，交通极为困难，而且迁出时，沿途还不断受到敌机骚扰，图书仪器的损失无法估计。南开大学的物理仪器，自天津迁出时，取道香港、海防，其艰苦经历，可想而知。然而不愿做奴隶的爱国师生，发扬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不顾重重困难，奋勇前进，遇到大道阻塞，就辗转山林河谷，白天不便通行，则于黑夜行军，以致化了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浙江大学自杭州出发，先迁至江西吉安，再迁至贵州遵义，竟化了两年的时间。南京中央大学，于1937年8月，沿长江溯江而上，也化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重庆。中央大学的大部分院系，包括物理学系，就留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医学院、商学院因校址不敷，再迁至成都。这时，中央大学的物理系，因受到条件和交通的限制，人数比较少。另外，在陕西，有一所西北联合大学，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组成，先迁至西安，不久，西北联大又迁至陕南城固县城内。1939年7月，工学院、医学院迁出，改称文理学院。这所学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迁校两次，辗转数千里，师生流离跋涉，极为艰苦。北洋大学原来是我国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有较强的物理师资，先后担任物理教学的有夏元、胡刚复、张贻惠、倪尚达等。但因为一迁再迁，优势大大丧失。华东地区的高等学校，除浙江大学迁向西南外，一部分教会大学，如圣约翰、沪江、东吴、之江，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先在上海租界内合办临时大学，至1941年，太平洋战事扩大，也宣告解散。齐鲁、燕京、金陵、金女大以及教会大学的部分学系迁至成都与华西大学合并。此外，中山大学失搬至云南，后回广东、厦门，又迁长汀。福建协和大学迁至山区邵武。这些学校，都极尽颠沛流离之苦。然而不论是搬迁，合并或分散，都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学生失散，以备战后复校，发挥高校的作用。当时师生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极为宝贵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三、西南联大的物理教育
　　
　　1937年，北方三所学校在长沙成立临时联合大学时，全校共设四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十七个系，三校教师共148人，学生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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