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具有另一种意义——成为人类与不幸命运抗争的象征
作者： 朱也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霍金和他那挂满古怪仪器的轮椅俨然成为一尊庄严肃穆、四处移动的雕像。不仅是一尊移动的雕像，他就是偶像，偶像缺席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些过于热情的好心人的错，不是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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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金是一位轮椅上的囚徒，但他的人生却比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丰富、精彩得多。这个时代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依靠昂贵、复杂的仪器以及成百上千人的合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是科学家，而是以科学为职业的工匠，尽管有的还是能工巧匠，因为他们的研究已不再受热情和兴趣驱使，而是为生计所迫，受利益驱使。在霍金身上，还多少保留着那种业已消逝了的科学家的古老形象：高傲，专注，特立独行，激情四射，且智力超群，虽然谈不上清贫寂寞。
随着《时间简史》被译成中文，霍金在中国开始渐为人知。这还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2002年的来访则使他变得广为人知。其实，早在1985年初夏，他就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当时我还在科大念大三。这位非常活跃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来到合肥前，肯定还到过中国的其他地方，但我只知道他来到了科大不怎么漂亮的校园里，因为海报已经张贴在图书馆前的布告栏上。同学们都有些不敢相信，像霍金这么既不便行走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怎么说来就来了呢，且来到了偏居一隅的合肥市。现在想来也不奇怪，当年科大的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不但国内有名，在国际上也算是活跃的。
霍金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落成不久的水上讲演厅。所谓的水上，是指建筑物的主体建在一个当时有水、如今早已干枯的小池塘上。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是很能给人以诗意的遐想的，但这个池塘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光秃秃的，与任何诗情画意无关。水上讲演厅可以容纳二百号人，是除大礼堂外容纳听众最多的地方，非常适合做大型的学术报告。
当年科大学风颇好，到图书馆自习得占座位，遇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报告，更是得提前占座位。在物理楼的阶梯教室里，据说还发生过为占座位打架的事。水上讲演厅虽然比一般的阶梯教室大许多，这座位还是得占。果然，我提前了四十多分钟，只占了一个靠后的座位。不久，后面的座位也没有了，后来者只好顺着过道往下站，最后连讲台的两侧甚至门口也站了不少人。那情景，似乎用济济一堂也不足以形容。当年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在科大是个时髦学科，有关的学术报告也比较多。一些不是学物理的学生，也在眉飞色舞地谈论什么“无限有界”“无中生有”等玄而又玄的话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多人并不是冲着报告本身来的，而是想看看这位轮椅上的英雄到底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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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在助手的簇拥下进场了，果然如传说的那样坐在轮椅上。他系着领带，穿着整洁的白衬衫，瘦削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大框的金丝眼镜，看上去相当年轻。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还夹杂着少许的叹息声。那时霍金只有43岁，刚刚完成了《时间简史》的初稿，声誉正处于持续增长中，但还没有成为大众明星，因此几乎看不到记者在场，也看不到令人厌恶的、闪个不停的闪光灯。轮椅停在了讲台的右侧。主持人介绍说，霍金先生是最年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的卢卡斯讲座教授。这两个头衔对于在场的人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了。在整个报告中，霍金的脑袋朝一边歪斜着，目光似乎始终看着一个地方。
这种场合的报告带有普及性质，难度不是很大，现场还有一位天体物理小组的老师做翻译。那位老师五十左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已经是正教授了(在那个年代，正教授还是比较稀罕的)。他并不是翻译霍金本人的话，而是翻译霍金助手的话。当时霍金还没有完全丧失语言能力，为记者所津津乐道的金属合成器的声音则是从中国回去以后的事，但别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话了，只有他的助手听得懂。助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短袖的深色竖条纹衬衫，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与他那副稚气的娃娃脸颇不相称。
大概是很少出国的缘故，没过多久，那位老师便出了一个错，接着又出了一个错。同学们便用掌声把他轰下了台，又用掌声将指出错误的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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