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那样在死亡的黑口袋里挣扎了几个星期。幸运的是，他从口袋的一端活着出来了。此后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需要不间断的护理。他的气管被切开了，声带下方植入一个呼吸装置，并因此完全丧失了说话能力。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依靠电脑键盘和语言合成器与他人交流，且更愿意被人看成是一个正常人。2002年第二次来中国时，他还能用两三根能动的手指拨弄键盘。2006年第三次来中国时，他的手指完全被冻结了，只能依靠眼球和脸部肌肉的运动来“遥控”电脑。他的脑袋越来越歪斜了，给人以越来越无力的感觉，但他竟然发福了，至少下巴上多了一道赘肉，且似乎变得更幽默了。他无法拒绝他人的帮助，但拒绝他人的怜悯，尤其是廉价的怜悯。他还在做有关宇宙演化、时空未来之类的报告，或者对外星人、女人之类的话题说些可爱的蠢话，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具有另一种意义——成为人类与不幸命运抗争的象征。《大设计》的出版可以看成是这种抗争的一个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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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初版于1988年，很快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迄今为止，它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总销售量超过2500万册，仅简体中文版就超过100万册。这一当代奇迹既令人欣慰，也令人疑惑。因为任何购买此书的人若要读懂它，仅仅知道狭义相对论和薛定谔方程并不够，还必须知道广义相对论以及后来在量子理论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即便是最浅显的第一章，也不是那么易于理解。尤其重要的是，书中涉及到的当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大多属于纯粹的理论和假设，并未经过实验和观测证实。这一奇怪的现象或许只能说明，人们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理解，而是出于对知识的信仰，尤其是这是一种艰深复杂、主旨宏大的知识，且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眩目的外衣。尽管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实证主义时代，这种对未经证实的理论的狂热和对权威的膜拜却构成了对实证主义的讽刺，使得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关现代人是瞎了眼的巨人的比喻又多了一层含义。
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巨大的诱惑是致力于找到一个终极的基本理论。这似乎是流行于19世纪文学界的信念“为艺术而艺术”在另一个领域的翻版——为科学而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为理论而理论。这个终极理论之梦贯穿了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且仍将持续下去，最后是否会演变成一则标准的西西弗斯的故事，亦未可知。很多人试图将自然界中四种基本的力——电磁力、弱力、强力和引力——统一起来，且有望完成前三者的统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完成弱力与电磁力的统一)；另一些人则对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理论——描述小尺度世界的量子力学与描述大尺度世界的广义相对论——的不调和感到不安，试图用一种理论把它们融合起来。“霍金辐射”是初步尝试这种融合的结果，量子引力论是更为雄心勃勃(也有人认为是想入非非)的尝试。
霍金的工作虽然富于启发性，却远未抵达终点，不过他本人却意外地完成了另一种融合——小尺度的个人传奇与大尺度的大众传媒的融合。当《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大设计》等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长期驻留时，当他在剑桥大学的办公室被重建于好莱坞的摄影棚中时，此时的霍金不是影视明星，胜似影视明星。事实上，很多明星是不能做到在所有的地区都受到欢迎的，而霍金的轮椅却可以从容穿过不同意识形态的藩篱，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赢得掌声。不过业内人士对他与牛顿、爱因斯坦一起打桥牌的玩笑所包含的暗示一笑置之，并不当真。在多数人眼中，霍金的成就不但不能与海森堡、狄拉克、费曼相比，亦不如引领第二次弦理论革命的威滕(Edward Witten)。他们对霍金的量子引力论信心不足，对弦理论的优美结构、丰富内涵以及威滕深邃的数学直觉更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设计》中，为霍金情有独钟的宇宙终极理论的候选——M理论，其主要推动者正是威滕，但是两人的公众知名度却有着霄壤之别。
1784年，当康德完成对“道德的最高原理”的哲学阐述后，遽然发现此时的哲学已被连根拔起，“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已经没有任何依靠和根基了”。近代科学的实验原则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其免于古老的形而上学所必然遭遇的根基不牢的处境。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当致力于大一统理论的物理学家愈加沉湎于眼花缭乱的数学技巧，且习惯于在高维时空(26维的弦理论，10维的超弦理论，11维的M理论)游荡时，这门学科似乎再次面临康德式的处境，亦即存在被连根拔起的可能。尽管很少有人会否认开尔文勋爵的看法——数学是惟一的好的形而上学，这种完全脱离实验的“清谈”式研究却不免引来激烈的批评。
与温伯格齐名的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挖苦这种“万有理论”不过是中世纪神学的改头换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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