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航天队伍也逐渐磨炼成熟。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
20世纪70年代初，钱学森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他自己则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副主任；70岁后，他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
自从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以来，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发射数了十颗卫星，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等，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年底的一天，“航天英雄”杨利伟来到钱学森家，看望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代航天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20世纪80年代，虽然离开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岗位，钱学森的思想仍然驰骋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开始研究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我昨天翻看了一下当年的日记本。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还有您的几句话记在本子上，您说，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要有政治文明。另外，您还讲应该有个地理系统。”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谈到这段往事。
这时，94岁的钱学森向总理提出一个建议：“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说。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总理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有人将钱学森称为我国“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所以，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
1991年，国家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向他表示祝贺。
他将荣誉归于党和集体，他感谢妻子蒋英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在人生道路上对他的帮助。这一年，80岁的他给自己定了几大原则：不题词、不为他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写回忆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等。
“为国珍重”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1955年9月，钱学森在乘船离开美国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今后，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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