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灾难唤醒日本艺术家进入封锁核电站拍片

福岛核灾难唤醒日本艺术家进入封锁核电站拍片

　　在日本，为艺术创作而锒铛入狱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且不说打破规则，哪怕是打擦边球，也很少有人愿意触这个霉头。迫于这种压力，水野寿格(Toshinori Mizuno)只能战战兢兢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展他的地下工作。他手持裁判红牌，站在面目全非的第三反应堆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见插图)。他的恐惧还来源于核辐射——他选择的拍摄地点正是核辐射测量值最高的地方。之所以没有人对他起疑，据他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披挂了一套标准的防辐射装备。在日本，很少有人跟穿制服的人过不去。

　　水野先生是艺术家六人组ChimPom的成员，这六名艺术家几乎都是自学成材。核事故发生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溜进严密封锁的事故地点拍摄他们的作品，对事故留下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思考。他们曾经两次潜入禁地，以第一核电站为背景进行拍摄，制作了极为大胆的视频和摄影作品。有一次，他们还把一幅画着核电站阴燃中的废墟的画贴在了冈本太郎(Taro Okamoto)的一幅著名反核壁画《明日之谜》(The Myth of Tomorrow)上。别以为人家是搞破坏的——他们说他们第二天就把画揭掉了。

　　难免会有人把ChimPom的作品看作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但他们的实际行动至少比他们的的作品更有说服力。他们七年的游击艺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 2011年3·11核事故爆发后，这种思维方式变得越发鲜明起来。事实上，据著名艺术批评家椹木野衣的(Noi Sawaragi)说，他们的作品中也许隐含着日本当代艺术的新方向。

　　自从1954年电影《Gojira》(日版《哥斯拉》)上映以来，核辐射和核毁灭便充斥着日本亚文化，成为日本动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两大主题。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日本最知名的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一直在“超平面(Superflat)”领域进行消费主义和性崇拜的探索。他的“超平面”作品借助平面美术和卡通动画的形式，突显了日本消费文化中天真无忌的乌托邦主义。蘑菇和蘑菇云都是他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最近他还去了趟卡塔尔，在那里展出了他以福岛核事故为灵感创作的一幅长达100米的画作。

　　对于村上先生的消费主义取向，ChimPom并不买账，有时甚至与他针锋相对。作为路易·威登(LouisVuitton)的合作伙伴，这位日本艺术家把自己色彩明快、极具个人特色的图案画在了他们遍及大街小巷的手提包上。ChimPom的作品“我是博坎”(2007)就是对他与LV之间合作关系的间接影射。 他们带着几只LV手提包来到柬埔寨，然后用从地下清理出来的地雷把它们炸飞，算是给日本国内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无论国内情况看起来多么尽如人意，都不能否认冲突的存在。

　　2008年，他们在广岛上空用飞机尾气写下一个大大的“Pika”——这个词在日本漫画里代表核爆炸时产生的强光。这一行为被看成是对那场悲剧中死去的人们的亵渎，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对此他们也只得俯首认罪。但同时他们也辩解道，他们只是在提醒公众一个在日本亚文化中常常被遗忘的事实：核威胁并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创造，它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ChimPom表达了对村上先生本人的敬意，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艺术创作继续我行我素。 正如椹木先生所说，“超平面”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的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泡沫时期”(泡沫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于“虚构现实”中)的稳定性文化。而ChimPom把质疑的矛头指向了稳定性本身。“他们的作品可不是平面的，他们试图追问和探讨的问题是你在超平面的世界中不可能看到的。”

　　其他年轻艺术家也在这片领域奋力耕耘着，偷偷潜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武内浩泰(Kota Takeuchi)就是其中之一。某摄像师在事故地点进行现场拍摄时，他就以怒指摄相机镜头的形象出现在了电视台的视频录像里。之后他又利用公开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核电站运营商东电公司(Tepco)施压，要求他们对厂内工人的状况作个交代。与ChimPom如出一辙，武内的作品同样游走在艺术与行为主义之间性质难以界定。

　　在日本，政治艺术并不常见，而这种新煽动性行为有望为这一艺术类型注入新的活力， 但前提是得有人注意到他们。全国性报纸的艺术类版面历来文满为患，但有关ChimPom艺术家的报道寥寥无几。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被当做行为乖张的边缘群体。这个艺术家团体只在日本展出过一次水野先生的核反应堆摄影作品。水野先生说：“我们的时机还没到，媒体只想泼脏水，把我们的作品当成一种罪恶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