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大熊猫频临灭绝失地大熊猫三代而亡？

全球首只在野化培训场出生的大熊猫幼仔“淘淘” 谢浩（新华社供图

汶川地震后被转移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新华社记者　陈燮摄

雅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新华社记者　陈燮摄
本报见习记者　甘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渐渐侵入野生动物的生存领地。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正被扩张的道路切割得支离破碎，这让它们邂逅本就稀少的同类变得更加困难。 “天堑变通途”，为之欢呼的是我们，却给大熊猫留下生存的阴影。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首次开展国宝大熊猫的调查工作，并判断大熊猫种群数量为2000只左右。1985年，第二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约1114只。2000年开始的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最终确认我国存在1596只野生大熊猫。 2011年10月25日，国家林业局牵头正式启动第四次大熊猫普查工作。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宝究竟有多少，特别是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及种群变化规律如何，至今仍无清晰答案。 新方法利于种群研究 2006年，长期从事珍稀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魏辅文的研究小组曾利用DNA检测方法对四川王朗大熊猫保护区中的大熊猫种群数量进行调查，最终确认在这里生存着66只大熊猫。这一数字比1998年第三次大熊猫普查的结果高出2倍。虽然已有心理预期，但结果还是令人震惊，因为此前获得的大熊猫数量被远远低估了。第四次大熊猫普查旨在查清第三次调查以来大熊猫种群数量和分布状况，建立全国及省级数据库，并开展相关研究与评价工作。调查范围涉及3个省的16个地（市、州），野外调查面积超过320万公顷。据介绍，本次调查首次大范围采用DNA技术识别大熊猫的野外种群个体，从而为发现更大的大熊猫种群提供可能。 “新方法能使调查结果更准确，却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发现更多的大熊猫。”魏辅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那么，那个曾经引起轰动的“66只”的调查结果又如何解释？ “这并不代表数量增多了，而是由采用不同的方法引起的。”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工程师古晓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古晓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大熊猫野外调查工作者。明晰此观点的意义须追溯至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第三次调查采用了我国大熊猫研究泰斗胡锦矗提出的“咬节法”。不同大熊猫咬食竹节的习惯不同，留在粪便中的竹节长度便不同。竹节长度和粪便之间的这种关系成了研究者区分大熊猫个体的主要依据。但恰恰是由于粪便的原因，大熊猫幼仔往往不在咬节法统计范围之内。而DNA检测法刚好包含了幼仔、流动大熊猫的数量。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新旧两种办法所得的结果应该能够相互验证。”古晓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王大军认为，不能仅从调查结果上评价大熊猫种群的现状。“前三次调查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用不同方法调查的结果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第四次普查仍延续使用传统的咬节法，以便与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尽管如此，DNA检测方法的意义却不容忽视。研究者从野生大熊猫粪便中提取其肠道脱落细胞的DNA进行遗传学分析。“结果将有助于鉴别出大熊猫的性别，判断个体间的亲缘关系。”魏辅文说。在古晓东参与的一次调查中，用咬节法调查的结果显示一只大熊猫在相距较远的区域内活动。“一开始，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古晓东说。后来，通过DNA检测法，他们准确找到了那只“不可能”存在的大熊猫，并推测它有可能受到了人为的追赶才跑到较远的区域。 “DNA检测法能帮助我们追寻到究竟是哪一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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