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认为，虽然介入较晚，但我国在生物安全政策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如果在2003年以前召开这样的会议，国内大多数科学家可能会觉得很茫然，但现在有些人已经深入思考法律、伦理、文化建设等问题。”郭安凤说。

　　她表示，对于如何监管生命科学的两用性研究，每个国家不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措施，各国应在国际共同原则的规范下研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措施。

　　就我国而言，由于大部分研究课题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科学研究从立项到最后文章发表、成果转让都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如果在时机成熟时借鉴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制定管理规范，在行业方面制定行为准则，两用性生命科学研究的监管问题有可能取得更快进展。

　　责任感是一种科学文化

　　“但前提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相关政府官员等要提高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郭安凤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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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4-20 22:49:27